人类灭绝是件糟糕的事情吗？
利维坦按：
这种长期主义者的人类中心视角难以摆脱，就像“一颗树在无人的森林里中倒下，它会发出声音吗？”这种问题一样，长期主义者始终认为自己是在场的。所有人类文明成果，科技、艺术、历史、宗教等等，也仅仅是对创造出它们的人类具有非凡意义：一只穿山甲是不会在意这些的。
在一般意义上，我同意“等价观”的认知：痛苦与否是衡量人类灭绝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灭绝过程所有人类充满了痛苦，那就是糟糕的事情，反之……则是一件难以称得上好也难以称得上坏的事情。考虑到我们人类已经具备了自我毁灭的热核武器能力，我们实际上很难对未来整体性灭绝的方式和过程加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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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围绕“人类灭绝”的讨论越来越普遍，这是时代的不祥之兆。当你用Google Ngram Viewer（谷歌词频统计器，可以检索某一词语在其海量电子书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搜索“人类灭绝”时，会发现20世纪30年代前的人们鲜少提及此话题。然而二战结束后，原子时代开启时，人们的讨论之声渐渐兴起。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局势不断升级，“人类灭绝”突然飙升为热门话题，直至冷战落幕，才逐渐冷却。不过，从21世纪开始，这一术语的使用频率又呈现急剧上升的态势，甚至可能有指数级的增长。
这无疑是因为人们愈发担忧由气候危机，以及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带来的威胁。横亘在人类面前的生存障碍似乎越来越多，事实上，用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话来说，“本世纪人类灭绝的总体风险在‘智人史上前所未有’”，许多学者都认同这一观点[1]。
2016年，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曾宣称“我们正处于人类发展史中最危险的时刻”。与此同时，《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也将“末日钟”（Doomsday Clock）拨快了10秒，如今人类离午夜（即末日）只有90秒了——自1947年设立“末日钟”起，这是人类最接近灭亡的时刻。（虚构时钟，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原子科学家公报》于1947年设立，隐喻不受限制的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的威胁。该钟每年一月进行一次评估，标示出世界距离毁灭的距离：午夜零时象征世界末日来临）某项调查报告显示[2]，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高达24%的人认为人类在未来百年内“灭绝的机率”“不低于50%”，这表明普通大众已意识到人类正身处险境。
但，就算人类灭绝又如何？智人不复存在又有什么关系？
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尽管早在热核武器诞生的20世纪50年代，人类就已获得了自我毁灭的能力，但西方哲学家们却鲜少关注人类灭绝涉及的伦理问题。人类灭绝究竟是坏事，还是某种意义上的好事？——又或者不好不坏？导致或推动人类灭绝，在道德层面上是错的还是对的？“对错”与否由什么来判定呢？
这些只是我基于“存在主义伦理学”提出的一些问题，如前所述，哲学界极大忽视了这一领域[3]。这着实令人遗憾，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即使你认为人类不太可能在本世纪灭绝，反思这些问题也可以为许多哲学问题理清思路。存在主义伦理学的确触及了关于价值、意义、伦理和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这能帮助我们思考为何人类可能值得——或可能不值得——被拯救。
第二，如果你赞同乔姆斯基、霍金和《原子科学家公报》的观点，即人类比过去更容易灭亡，难道你不想知道，走入永恒的坟墓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是更棒还是更差？现在我们离悬崖咫尺之遥，和恐龙及渡渡鸟一样面临着被吞噬的命运，但几乎无人认真思考这种可能性承载的伦理意义。我们不仅应该加以纠正，还应该带着一定程度的道德紧迫感来纠正——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另一个问题也随之浮现：为何存在主义伦理学备受忽视？为何过去几十年里，机器伦理学、商业伦理学、动物伦理学、生物伦理学等众多领域的研究欣欣向荣，而存在主义伦理学却在默默无闻中止步不前？也许这是因为哲学家们一般不懂得欣赏它的丰富多彩性与复杂性。譬如，我们可以简单直白地问“人类灭绝是件坏事儿吗”，但这一问题背后却隐藏着令人着迷的复杂性。“人类”和“灭绝”本可以用许多同样合理但角度不同的方式来定义。
大多数人直接将“人类”等同于智人这个物种，但有时学者使用这个词是为了指代“智人及其可能拥有的后代”。根据后一种定义来看，智人可以在人类没有灭绝的情况下就彻底消失。的确，仅从达尔文进化论出发，足以说明未来百万年间，进化出后人类的趋势不可避免，这也是智人走向灭绝的途径之一。这算坏事吗？
或许，我们也可能被智能机器人取而代之，进而“灭亡”。有些人将其视为反乌托邦的结果，也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希望自己灭绝[4]。计算机科学家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就曾在1988年出版的《智力后裔：机器人和人类智能的未来》（Mind Children）一书中表示，智人灭绝不仅是可取的，还应该被积极实现。他认为，如果智能机器人能取代人类，智人的灭绝将是一件幸事，如不能，则将是一场悲剧。
孩子早逝是件坏事吗？老人或中年人去世是件坏事吗？
© BBC Science Focus Magazine
就我看来，至少有六种不同的灭绝类型与存在主义伦理学相关，不过我们可以先将目光聚焦于“典型概念”，即智人彻底消失且没有任何后代的情况。换句话说，这种类型的灭绝意味着人类史将彻底终结，我将其称为“终极”人类灭绝。
人类灭绝是一件坏事吗？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复杂重重的问题。一旦有人问出这个问题，你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反问他：你口中的“人类”指什么？你说的是哪种类型的“灭绝”？弄清楚这些后，还有第二个复杂的问题尚待解决。
想想以下几个问题应该如何回答（我不是在故意设置陷阱）：你认为孩子早逝是件坏事吗？老人或中年人去世是件坏事吗？如果他们死前经历了诸多肉体上的痛苦、焦虑或恐惧，是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我猜你会说：“当然！”
基于此，如果世界性的灾难导致了人类灭绝，你一定会认为事情很糟糕。事实上，能灭绝所有人类的灾难绝对是最糟糕的灾难。毕竟没有别的灾难能杀死更多人类了。这一观点广受认可，我愿称其为“默认视角”，只有最残酷、最残忍的人才会加以反驳。既然如此，我们都认为人类灭绝是件坏事吗？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别的可说了吗？
是的，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但为了了解还剩什么可说，区分灭绝的两个方面就成了关键所在：第一个方面是走向灭绝的过程或导致灭绝发生的事件，第二个方面是灭绝的状态或条件。我们可以借个体死亡来做一个粗略的类比：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们并不害怕死亡——毕竟死人不用担忧世事，不用受苦，也不会有“错失恐惧症”。肉体消亡在他们眼中不足为惧，但他们害怕死前可能经受的折磨，害怕导致死亡的事件。当然，不是人人都这么想——也有些人和我一样很害怕死亡。
我们之所以认为死很糟糕，可能是因为走向死亡的过程很糟糕，或导致死亡的原因很糟糕。除了虐待狂和食尸鬼之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灭绝如因灾难而产生，那么人类的境况将非常凄惨。这种想法或多或少都有些道理，毕竟根据韦氏词典的定义，“灾难”意指“令人极端不幸并彻底颠覆或毁灭一切的惨剧”。不过除了这一被广泛接受的直白观点外，也有些不同寻常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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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想想如果世界上所有人都不生孩子会怎样。接下来100 年左右，全球人口将逐渐降为零，人类将不复存在——这不是灭顶之灾，而是所有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这样的结局算糟糕吗？如果自愿选择灭绝，没人因此短命，也没有任何额外的痛苦，人类灭绝有什么坏处吗？
某些哲学家一定会振臂高呼：“是的，无论灭绝的过程如何，灭绝本身就是件坏事。”为了捍卫这一立场，他们会指出由此产生的进一步损失及丧失的机会成本。那么可能有哪些损失或机会成本呢？
道德理论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在《理与人》（Reasons and Persons， 1984年出版）中给出了两个回答：一方面，人类的福祉将因此无法延续到未来，未来10亿年内，地球仍会保持宜居的状态，这意味着未来潜在的福祉十分深厚。如果人类就此灭绝，将会失去所有福祉，即便人类自愿灭绝且没因此受到伤害，也会显得很糟糕。
另一方面，科学、艺术乃至道德水平都将在未来获得非凡发展，而灭绝会阻碍发展，因此，无论以何种形式灭绝，都将是件坏事。基于此，帕菲特声称，无论人类怎样灭绝，“都将是最难以想象的罪过”。功利主义者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几乎使用相同的词汇在《伦理学方法》（The Methods of Ethics，1874年出版）中首次提出了这一观点。
我称其为“进一步损失观”，原因很明显，这一观点认为人类灭绝会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许多当代哲学家和帕菲特意见一致，其中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威廉·麦卡斯基尔（William MacAskill）就曾在《我们欠未来什么》（What We Owe the Future，2022年出版）中积极倡导过名为“长期主义”（Longtermism）的道德标准。
事实上，不仅长期主义论者认为濒临灭绝很糟糕，大多数人也绝对会将其视为坏事。即使灭绝的过程中充斥着无尽的苦难、疼痛、痛苦与死亡，与失去所有未来的幸福与发展相比，那也是微不足道的。哲学家尼克·贝克斯特德（Nick Beckstead）、彼得·辛格（Peter Singer）、马特·韦格（Matt Wage，长期主义论奠基者）在《防止人类灭绝》（Preventing Human Extinction，2013年出版）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还有些哲学家，包括我，其实不赞同“进一步损失观”。我们认为，既然没人能活到灭绝以后，那灭绝又能给谁带去不好的影响呢？如果没人能享受未来的幸福和社会发展的福利，灭绝又会伤害谁呢？
乔纳森·谢尔（Jonathan Schell）曾在其权威著作《地球的命运》（The Fate of the Earth，1982年出版）中说道：“尽管灭绝可能是人类遭受的最大的不幸，但它似乎不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原因是：“人类，活着的时候，无法经历灭绝后的事情；人类必将消亡。没出生的人也不因为失去生存机会而流泪；他们必须先存在。”同样的，哲学家伊丽莎白·芬纳兰-伯恩斯（Elizabeth Finneron-Burns）问道：“如果未来没有智慧生物存在，谁又会为它的消失而惋惜呢？”
如果灾难导致了灭绝，那么灭绝显然是件坏事。
我称其为“等价观”，该观点认为，如果灭绝的过程是痛苦的，那灭绝就是件坏事。这意味着，如果灭绝的过程没什么痛苦可言，那灭绝也就不是件坏事——话题到此结束。生不生孩子也适用于这一情况，既然不生孩子没什么不好的后果，如果因为不生孩子而导致人类灭绝，灭绝本身也不算是件坏事。“人类灭绝很糟糕吗？”和“人类灭绝的方式很糟糕吗？”的答案其实相同。
“进一步损失观”和“等价观”有一些重要的相似点及不同之处。它们都从默认视角出发考虑事物，尽管二者在默认视角是否能全维度解释灭绝上存在关键分歧[5]。像我这样的哲学家认为，默认视角能解释灭绝一事糟糕与否。如果灭绝因灾难而生，那显然将是件坏事，用哲学家卡琳·库尔曼（Karin Kuhlemann）的话来说，导致人类灭绝的灾难“将令死者不计其数，令人类遭受前所未有的痛苦”。她和我及芬纳兰-伯恩斯一样，都支持“等价观”。
如果灭绝以平和、自愿的方式展开，且不会造成痛苦与死亡，那灭绝就不是错误的。秉持“进一步损失观”的人将极力反对，他们声称，如果灭绝带来了痛苦与死亡，这将是证明灭绝有害的一个因素。但它不是唯一的因素，甚至不是最关键的因素，最关键的是：伴随灭绝而产生的进一步损失将令灭绝变得糟糕透顶。
我们可以借助以下思想实验突显两种观点间的主要分歧。先想象有两个世界，即A世界和B世界。假设A世界有110亿人，B世界有100亿人。一场可怕的灾难同时撼动了两个世界，每个世界都死了100亿人。我们可以由此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很直接：两个世界分别发生了几件事？大多数人都认为，从最抽象的角度来说，A世界只发生了一件事——100亿人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丧生了；而B世界发生了两件事——一是100亿人丧生了，二是人类灭绝了（因为总人口只有100亿）。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B世界的额外事件——人类灭绝——是否更不道德。这重要吗？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让B世界的灾难比A世界的灾难看起来更严重？如果这两场灾难的罪魁祸首都是名叫乔（Joe）的杀人狂，那是否意味着他在B世界犯下的错误更加严重？
认同“进一步损失观”的人会回答：“B世界经历的灾难当然要严重许多，因为乔在B世界犯的错更多。”而赞同“等价观”的人会说：“不是，这些灾难带来的糟糕影响是一样的。导致人类在B世界灭绝的灾难无关紧要，因为灭绝本身并不是件坏事。”后者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并不认为人类灭绝算是独特的道德问题。灭绝没什么特别之处：它不是独特的道德难题且其糟糕之处完全可以归结于起因，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可讨论的了。既然灭绝本身无谓好坏，那么走向灭绝的过程才是决定其糟糕与否的关键。
主张“进一步损失观”的人则认为我们被严重误导了：灭绝确实是一个独特的道德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灭绝将使损失进一步扩大——如果人类继续存在，有价值的东西（也许蕴含着巨大的价值），譬如未来社会的福祉与进步，就不会消失（尽管还有很多其他损失，但我们暂时不做讨论）。对他们来说，走向灭绝的过程及灭绝将导致的损失都是评估灭绝糟糕程度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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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至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存在主义伦理学领域，人们持有不同的立场。不过也许我们还有另一种视角：“进一步损失观”认为灭绝是坏事，“等价观”认为灭绝不是坏事，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出于某种原因，灭绝没那么坏，甚至还可能有益处。这就引出了第三种观点，我称之为“自愿灭绝观”，支持这一观点的哲学家数量惊人。
首先，我们有必要理解他们的立场：几乎所有支持灭绝的人都默认人类灾难性的结局将是可怕与悲惨的，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这种情况。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希望数十亿人死亡。但他们也同时认为灭绝比存续更好。为什么他们这么想？答案可能很多。其一是，灭绝之后，我们的后代将不会因为活着而产生痛苦，这要好于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角度理解这一观点。
第一种，未来的人类可能会倍受苦难。宇宙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曾在著作中为“进一步损失观”站台，他称，如果人类能在地球上再生存1000万年，那么全球总人数将在500万亿左右[6]。如果我们能移居太空，这个数字会大得多：2003年，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称，每个世纪，生活在室女座超星系团（囊括银河系的超星系团）中的人将有10^23个，如果我们把生活在虚拟现实中的数字人也算进去，这个数字将会上升为10^38[7]。
博斯特罗姆在《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2014年出版）中称，整个宇宙中大概可能有10^58个数字人。萨根等人之所以计算这些是因为他们支持“进一步损失观”，如果这些人不存在于未来，那他们本能创造的所有价值都不复存在，这是人类灭绝需要承担的主要机会成本。不过，反过来说，即使这些人的生活从总体上看具有价值，但从绝对值上来说，他们也必将经历许多痛苦。如果人类灭绝了，就能断绝这些痛苦。
第二种，有些痛苦用再多的幸福也无法抵消，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想象一下，假如你要做个令人痛苦的外科手术，术后要卧床一个月。康复后，你又幸福地活了50 年。虽然手术及康复的过程可能很可怕（你完全不想再经历一次），但你仍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也就是说，术后几十年的幸福生活抵消了你必须忍受的痛苦。
但想想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虐待儿童、种族灭绝、种族清洗、屠杀、监狱里的酷刑……再问问自己，需要多少幸福才可以让它们“值得”经历，是否真有足够多的幸福来抵消这些暴行带来的痛苦。如果你脑海中已浮现了历史上的某些恐怖事件，你可能会觉得这样问本身就很冒犯：“其他人享受到的幸福当然不能抵消种族灭绝带来的痛苦！”因此，这种观点认为，既然未来有发生类似暴行的风险，那么人类还是灭绝为妙。用糟糕的事情去赌生活中存在美好的可能是不值得的。
如果你认为灭绝比延续更好，那我们应该怎么实现这一目标呢？
诸如此类的考虑可以说明为什么支持灭绝的人会认为B世界比A世界更可取。他们可能会说：“毫无疑问，B世界经历的灾难是可怕的。100 亿人死亡绝对是悲惨的。我和其他人一样都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因为我们都接受默认视角！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坚持认为，B世界的第二个事件——人类灭绝——使其比A世界更好，因为这意味着未来不再有苦难。B世界至少不会像A世界那样，不仅有100亿人死亡，活着的人未来也将受苦受难。”
灭绝论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是如何实现灭绝：如果你认为灭绝比存在好，那应该如何令人类灭绝？主要有三种选项：不育主义，即世界上有足够多的人放弃生育，人类会慢慢灭绝；自杀论，即有足够多的人选择自杀；还有灭种论，即某个人或某个团体将灭亡作为职责，杀死地球上的所有人。1959年，戏剧评论家肯尼斯·泰南（Kenneth Tynan）曾将“omnicide”一词定义为“谋杀所有人”，说来也奇怪，有家化学公司早前已将其注册成某种杀虫剂的商标。
极少数支持灭绝的人提倡灭种论，他们大多是极端环保主义者，认为人类是生物圈的“毒瘤”，必须根除。《地球优先！》（Earth First）杂志刊登的文章《环保敢死队通缉令》（Eco-Kamikazes Wanted，1989年发表）支持了这一观点，后来一个名叫“盖亚解放阵线”（Gaia Liberation Front）的组织也表示了认可。但“灭种论”似乎也是“消极功利主义”（Negative utilitarianism）的一种暗示，“消极功利主义”是一种伦理理论，它断言减少痛苦才是唯一重要的事。
正如哲学家R. N. 斯玛特（R. N. Smart）在1958年指出的那样[8]，这意味着人们应该成为“仁慈的世界引爆者”，他们毁灭人类是为了消除人类所有的痛苦，斯玛特认为这些痛苦显然很“邪恶”。然而，牛津大学的哲学家罗吉尔·克里斯普（Roger Crisp，他不是消极功利主义者）最近表示[9]，如果你发现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正冲向地球，假设二者一旦相撞，所有人都会死去，即使你有办法改变它的方向，也应该考虑让它撞向地球。实际上，这类“屠杀”由“不作为”而非“作为”导致，不过克里斯普从来没有说让你一定这样做，只是鉴于灭绝“可能”有“好处”的初步结论（基于有些痛苦不能被幸福抵消），提醒你应该认真考虑。
其他支持灭绝的人则同时主张不育主义和自杀论。譬如19世纪的德国悲观主义者菲利普·迈因兰德（Philipp Mainländer），他认为仅仅不生育还不够，人们还应该一开始就不啪啪啪——换句话说，我们都应该保留处子之身。他也支持自杀，而且确实在收到其巨著《解脱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edemption，1876年出版）第一卷的印刷本后，把它们放在地板上，站在上面，又走下来，接着上吊自杀了。当时他只有34岁，并不是家里唯一一个自杀的人：他的哥哥和姐姐也自杀了。
不过，大多数支持灭绝的人认为，不育主义是唯一符合道德观念的灭绝途径。如今最知名的认同者是大卫·贝纳塔（David Benatar），他在《宁可不曾存在过》（Better Never to Have Been，2006年出版）中表示[]，人类不复存在肯定是好事，这意味着痛苦会消失，而痛苦消失是一件好事。
另外，他也指出，尽管灭绝会导致未来的福祉消失，但这并不糟糕，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会遭受这样的损失。因此，灭绝对应好的（没有痛苦）和不坏的（失去福祉）情况，这与我们当今的状态形成了对比，即现今的存在是包含了幸福（好的）和痛苦（坏的）的存在。他的结论是，好的/不坏的情况显然比好的/坏的情况要好，因此我们应该努力走向灭绝——通过不生育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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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想法综合了以上那些截然不同的观点。
首先，我想强调的是，人类大脑完全没能力理解由灾难引起的灭绝有多可怕。在一篇于1962年发表的有趣论文中[11]，德国哲学家京特·安德斯（Gunther Anders）称，核武器诞生之后，我们成了“反乌托邦主义者”。“普通的乌托邦主义者无法实际产出他们能想到的东西，我们无法想象实际上正在产出的东西”，即自我毁灭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我们毁灭自己的能力和我们感受、理解、想象灾难可怕后果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他称其为“普罗米修斯鸿沟”。这与“精神麻木”这一认知-情感现象相吻合，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将其表述为：当人生中遭遇的损失越来越大时理解现状的无能[12]。
如果这个数字不是87或88，而是 80 亿（当今全球总人数）呢？
1947年，《华盛顿邮报》刊登的某篇文章引用了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话：“如果只有一个人死于饥饿，那将是一个悲剧。如果数百万人因此死亡，他们只会成为统计数字。”这句话经常被删减为：“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100万人的死亡是数据。”
关键是，导致灭绝的灾难将可怕到我们弱小的心智无法在理智或情感上加以理解，尽管简单理解灾难这一事实可以帮助我们弥补大脑的缺陷，更好地评估灾难的危害。在我看来，这种灾难（因此死亡的人数可能最多）之所以可怕，是因为我们会认为：作为一个物种，优先考虑降低群体死亡风险才是合理的。和人们最初的认知相比，针对灭绝的默认观点其实更加深刻，其含义也更令人信服。
但我也认为，出于很多原因，灭绝也会令人感到遗憾。正如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在《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1826年出版，最早探讨存在主义伦理学核心问题的书之一）中所写的那样——没有人类，就不会有诗歌、哲学、绘画、音乐、戏剧、欢笑、知识和科学，这将是非常悲伤的。
我被这种观点吸引了，并因以下事实而深受震撼：人类灭绝后，跨世代的科学认知之路也将戛然而止。如果人类突然出现，在困惑和敬畏中环顾宇宙，思考着莱布尼兹（Leibnizian）提出的问题——为何有东西存在而不是什么都不存在呢？——然后又在得到答案前就湮没无闻，这将多么令人惋惜。
也许我们得不到答案，但在发现这个事实的过程中，我们能逐渐增长智力，并获得心理宽慰，那些在“啊哈”之中顿悟的时刻，缓解了先前的沮丧，证明了挫折也是有价值的。
爱不复存在，心碎也不复存在。
这就是所谓的“未竟之事论”，虽然很多人不赞同，但我很认可。但我并不认为它具有特定的道德立场，事实上，它是一种不涉及道德观的“进一步损失论”。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通常会认为道德主张比非道德主张更有说服力。
“你不应该吃巧克力冰淇淋，因为香草冰淇淋更好”和“你不应该为了好玩就把小猫溺死在浴缸里”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仅仅表达了一种审美偏好，因此比后者的分量要轻得多，而后者表达的是一种道德主张。所以，“未竟之事论”并不是很有分量。其他的主张——尤其是道德方面的主张——很容易就胜过我的个人偏好。
这就直接引出了这个问题：在某种道德意义上，灭绝是否比存在更好？
写到这里，我发现自己其实很理解灭绝论者的情绪。尽管灭绝意味着未来不再有快乐，不再有诗歌、绘画、音乐和笑声，但人们能想象到的最恶劣的暴行——例如虐待儿童、种族灭绝等——也会一起消失。不会再有爱了，但也不会再有心碎了，我怀疑很多人经过思考之后，会同意心碎带来的伤害比爱带来的美好感觉更多。科技进步也完全有可能带来难以言说的新型痛苦。
想象一下这样的世界：极权国家可以借助激进的延命技术让人们在酷刑室中无限期地活着——也许是几百年，也许是几千年。忍受这样的痛苦只为继续存在下去真的值得吗？回答“值得”的人会把自己置于尴尬的处境，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酷刑、虐待儿童、种族灭绝等可能会伴随美好的事物而生，这意味着它们也是“值得的”。
考虑到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及对待其他地球生物的方式，灭绝论者的观点是值得支持的。谁能否认人类一直是摧毁生态系统、夷平森林、毒害野生动物、污染海洋、猎杀其他物种致其灭绝，以及在工厂化农场折磨驯养动物的邪恶力量？没有人类，人类的罪恶也就不复存在，这肯定是非常好的。
这说明了什么？我倾向于支持哲学家托德·梅（Todd May）的观点，他曾于2018年在《纽约时报》上宣称人类灭绝将是好坏参半的[13]。我不支持帕菲特和长期主义者的进一步损失观，但支持等价观中对灭绝的看法。我也同情并支持灭绝论的某些观点：综合考虑之下，我们很难不得出“灭绝是好事”的结论——尽管我会因为人类永远无法揭示宇宙奥秘而难过（不过，这里所说的悲伤并不是道德层面上的悲伤，而是类似于“我最喜欢的运动队错失冠军”的那种悲伤）。
话虽如此，在全球性灾难中走向灭亡之路这件事依旧恐怖如斯，以至于精神麻木的反乌托邦者应该竭尽所能降低这种可能性。在我看来，从存在走向灭绝，唯一一条不违背道德的路就是自愿不育，但正如许多不育者所说（譬如贝纳塔），所有人都不生孩子的概率几乎为零。于是我们将陷入不幸，赞同我的人将不得不经历未来所有的痛苦、悲伤、恐怖与折磨，同时又要努力确保人类繁衍下去，因为到目前为止，人类最可能因可怕的灾难而灭绝，这类灾难将会杀死绝大多数人。
这种立场得出的结论是：既然灭绝没什么特别的坏处，与“较小”的灾难相比，我们没理由花费不成比例的大量资金消除会导致灭绝的灾难，支持进一步损失观的长期主义者希望我们可以这么做。然而，灾难越大，危害就越严重，单就这点而言，我们应该尤为关注会导致灭绝的灾难。
我的目标不是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我们的讨论几乎没有触及存在主义伦理学。更确切地说，我希望能为这个极丰富又异常复杂的主题贡献一点哲学上的思考。几乎每个人都默认人类灭绝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但在这种默认的观点之外，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也许还有尚未被发现的洞见和观点。如果人类存在的时间足够长，或许未来的哲学家们会有所发现。
参考文献：
文/Sam Dresser
译/antusen
校对/Yord
原文/aeon.co/essays/what-are-the-moral-implications-of-humanity-going-extinct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antusen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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